每經(jīng)實習編輯｜杜毅    

作者：唐山（媒體人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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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考不上重點高中，可別怪我。”那是1983年，我正上初三，看同學桌上有金庸小說，死活要借。同學這樣警告說。

書沒借到手，更倒霉的是，重點高中也沒考上。

上世紀八十年代，一提到“壞書”，必然要提到金庸、梁羽生。高中時看過兩本梁羽生的書，立刻就被迷住了。聽兩位同學提起金庸，便故作深沉地說：“我認為梁羽生更好，更嚴肅。”

兩位同學回以四份嫉妒鄙夷的目光（不考慮眼鏡的增效），其中一位沒忍住，說：“你是文盲吧？”

作為理科生，我考上了中文系。為惡補一下文學知識，便找來《紅與黑》。那個暑假，我在北海公園打零工，沒事就看小說。讀了半個月，才看了一百多頁。

一天忘帶書了，只好去翻同事的《天龍八部》，整整五卷本，是我第一次看金庸的書。下班時，已看完兩本，第二天便全看完了，第三天又重看了一遍。終于明白：當年為什么被稱為“文盲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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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那時到現(xiàn)在，我一直在想：為什么金庸小說這么順暢？為什么能一下就抓住讀者的心？究竟有什么秘訣？

那時的中文系極端鄙夷通俗文學，老師對金庸這兩個字提都懶得提。確實，金庸小說的漏洞特別大：他的故事多是單線索，故事平面展開，用偶然而非必然驅(qū)動情節(jié)，人物臉譜化，缺乏性格成長歷程……有這么多破綻，足以列入“低幼讀物”。

可不知為什么，我還是把能找到的金庸小說都讀完了。

好多年后，才從米蘭·昆德拉的小說中找到一句辯護詞，大概是這么說的：當我們唱歌時，并不是因為它正確，而是因為它讓我們快樂。

這讓我突然意識到：在我們那一代人的內(nèi)心深處，有片空白正呼喚著金庸小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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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在這樣的環(huán)境中長大：從小被大人灌輸了各種理想，甚至自己都開始相信，未來一定前程遠大。可事實上，不過是每天往返于學校與家之間，面對永遠做不完的作業(yè)，永遠考不完的試。直到走進大學校園，才想起：我從沒吃過烤鴨，從沒見過長城，甚至連一只活著的牛都沒見過……

我這一代人直到大學時才開始成長，才開始反思此前相信過的一切，才突然意識到：父母的話未必都對。成人們許諾了一個好世界，可事實上，他們自己也拿不出證據(jù)。

我究竟是誰？

我為什么來到這世上？

我該如何度過今生？

我應以誰為榜樣……

真正開始思考這些問題時，內(nèi)心滿是悲涼：這些問題難道不該更早被思考嗎？此前的日子是不是都白活了。

像我這樣有點淘氣，但整體很聽話的孩子，突然有了一種甩到人間的感覺，而那份孤獨，是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們根本撫慰不了的。在漫長的歷史中，自我很少被剝離出來，即使偶爾露頭，也會很快縮回去，藏入一個宏偉目標中。所以，翻開文學史，到處都是巨大建構(gòu)，卻看不到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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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有金庸小說能安慰我。郭靖的離奇好運、令狐沖的瀟灑、岳不群的忍耐、南海鱷神的天真……如果說，金庸小說比梁羽生小說更好看，則它好看就好看在：金庸寫的是個人英雄，梁羽生還在寫傳統(tǒng)英雄，因背負太多，以致個性喪盡。

從小到大，父母、老師更希望我去做梁羽生筆下的傳統(tǒng)英雄，雖然對他們的嘮叨深感厭倦，但半真半假，多少有些信以為真。

大學畢業(yè)時，才發(fā)現(xiàn)中文系是如此滯銷。在校園里，我們被稱為棟梁，在勞動市場上，卻被稱為廢柴。曾經(jīng)以為將承擔重任，此時才發(fā)現(xiàn)，養(yǎng)活自己才是第一要務，而這并不是件容易事。

最終，帶著一套《鹿鼎記》，我去了郊區(qū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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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年后，終于有了回城的機會，才發(fā)現(xiàn)工作更難找了。

走出人才市場，滿腦子都是郁悶，過馬路時，一輛小轎車突然停到我身邊，司機搖下半個窗子，大吼一聲：“傻逼！”便飛馳而去。我站在馬路中間，體會著耳鳴帶來的裊裊余音，果然很像他形容的那種生物。

在我上班的那個郊縣，馬路上很少有汽車，回到北京，才知過馬路也是個技術(shù)活。

回到和大學同學合租的宿舍，他也在找工作，也沒結(jié)果；多少年后，他買了自己的房子，其中一間房擺滿了書架，塞滿了各種版本的金庸小說……

金庸小說好在哪？這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，一入紅塵，自會知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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